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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地處大陸東南沿海，遠離中國傳統文化的發源地–中原地區。福建的東南是茫茫大海，西北橫亙著武夷山脈，西南有博平嶺山脈，東北是太姥山脈，大海和高山峻嶺嚴重地阻礙了福建與外地的聯繫。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福建處於與外鄰相對隔絕的狀態，這種半封閉的自然地理條件決定了福建歷史發展在隋唐以前嚴重滯後于中原，並使境內不同地區的民俗各具地方特色。現將福建民俗發展、演變的主要階段分述如下：
(一)秦漢以前：土著民俗自成體系
考古發掘表明，早在距今約四至八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就有古人類生活在閩南漳州一帶。距今四至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存，福建各地都有發現。新石器時代晚期福建先民已進入父系氏族社會。如生活在閩江下游的“曇石山人”，合群而居，有簡單的語言，用石斧、石鋤、石鐮等工具進行粗放的農作，用石錛、石刀和蚌刀、陶網墜等工具進行漁獵和採集；有了簡單的手工勞動技術，能製作出相當精巧的陶器，並具備原始的紡織技術；在葬俗上，實行掘地而葬，有公共墓地，一般為單人葬，極個別為男女合葬，男子仰身直肢，女子側身屈膝，有石器、陶器等隨葬品，說明已經有了靈魂不死的觀念。還有拔牙習俗，反映了有原始巫術。距今三四千年前的武夷山土著居民已經進入銅石並用時代，他們習於水性，擅長行舟，工於紡織。在宗教信仰上，他們奉龜為神話中的水母而加以崇拜。在葬俗上，實行懸棺葬，即死後將屍體安放於船形棺木內，再放置在人跡罕至的懸崖峭壁上，祈求死者靈魂早日升天。上古三代時，福建境內至少居住著7支互不相屬的土著部族，古文獻稱之為“七閩”。春秋末，楚滅越國，部分越人遁入福建，史稱這個時期的福建土著為“閩越”，他們喜歡傍水而居，習于水鬥，善於用舟，最重要的習俗是以蛇為圖騰、斷發紋身，盛行原始巫術。《說文解字》在解釋“閩”字時說：“閩，東南越，蛇種。”所謂“蛇種”，意謂閩越人以蛇為先祖，反映他們對蛇的圖騰崇拜。在相當長時期內，這種崇拜一直存在於閩越族的後裔中。如閩侯疍民，直至清末仍“自稱蛇種”，並不諱言。他們在宮廟中畫塑蛇的形象，定時祭祀。在船舶上放一條蛇，名叫“木龍”，祈求蛇保佑行船平安，若見蛇離船而去，則以為不祥之兆。清代，福州一帶疍民婦女，髮髻上多插著昂首狀蛇形銀簪，其寓意亦為不忘始祖
與原始宗教信仰相輔相成的巫術在閩越人中也相當盛行。閩越人流行斷發紋身的習俗，《漢書•嚴助傳》說：“(閩)越，方外之地，劗發紋身之民也。”這實際是原始巫術的“模仿術”，剪去頭髮、在身上紋上蛇的圖案，用以嚇走水怪。如《說苑•奉使》所稱：越人“劗發紋身，燦爛成章，以象龍子者，將避水神。”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閩越族的後裔一直保留著斷發紋身的習俗。越巫在秦漢時名揚天下，漢武帝也深信不疑。他下令在皇宮中建越祝祠，設越巫，用越人的“雞卜”，祈求長壽。
(二)三國至五代：漢族民俗傳入福建並逐漸占主導地位
秦代漢初，中央政府雖然在福建設立閩中郡和閩越國，但由於均實行“以閩治閩”的方略，所以漢文化在福建尚未有大的影響。西漢元封十年(西元前110年)，漢武帝派兵滅亡閩越國，為絕後患，模仿秦遷六國貴族于咸陽的策略，把閩越族的貴族、官吏、軍隊以及部分百姓強制遷往江淮一帶。《史記•東越列傳》載：“東越狹多阻，閩越悍，數反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間，東越地遂虛。”漢武帝的遷民政策，給福建社會帶來嚴重後果，儘管尚有一部分閩越人隱遁于山林湖泊之間，終因人口銳減，使原來就不發達的福建經濟文化愈加落後。漢代以後，中原漢文化逐漸向東南沿海擴展。三國時，孫吳據有江東，以福建為後方基地，故重視對福建的治理和開發。孫吳政權多次出兵福建，對山越採取軍事鎮壓政策，“強者為兵，羸者補戶。”繼而在福建設置建安郡和建安、南平、漢興、建平、閩侯五縣，後在侯官設立典船校尉；在霞浦設立溫麻船屯。孫吳政權除了在福建駐紮軍隊，派遣官吏治理外，還將許多罪犯流放于福建，同時也有一些士民避禍閩中，從此，揭開漢文化大規模傳入福建的序幕。西晉至五代，大量中原漢人不斷向東南沿海遷徙。隨著漢人大批入閩，漢文化在福建自北向南迅速傳播，漢族的生產習俗、生活習俗、人生禮儀、歲時節慶、宗教信仰等民俗逐漸取代土著民俗而占主導地位。同時，一些漢族與土著通婚，閩越族的一些習俗也沉澱下來，成為福建民俗的重要組成部分。
(三)宋元時期：保留中原古風，形成地方特色
宋代，福建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社會相對安定，生齒繁毓。據統計，宋嘉定年間(1208～1225年)福建人口有1599215戶，比唐開元年間(713～742年)增長近15倍。在中國經濟重心南移的歷史條件下，福建經濟在短時間內躋身于全國發達地區行列，正如詩人張守詩句所雲：“憶昔甌越險遠之地，今為東南全盛之邦。”反映福建經濟突飛猛進的發展。隨著經濟的長足進步，文化也呈現一派繁榮景象，教育事業十分發達。據統計，宋代福建有縣學、州學56所，書院75所，還有數以百計的書堂遍佈城鄉，莆田有“三家兩書堂”(李幼傑《莆陽比事》卷6)的記載，福州有“學校未嘗虛裡巷”(梁克家《三山志》卷40《土俗類二》)的說法。因讀書風氣十分濃厚，福州是“城裡人家半讀書(祝穆《方輿勝覽》卷10《福州》)，連山區泰寧也出現“比屋連牆，弦誦相聞”(何喬遠《閩書》卷36《建置志》)的景象。由於教育發達，讀書風氣興盛，故福建科舉鼎盛，人才輩出。據統計，宋代福建進士多達7038人，占全國進士總數35093人的五分之一；宋代宰相共134人，福建籍宰相有18人，居全國第三位；被《宋史》收入的福建名人多達179人，居全國之冠。宋代福建湧現出一大批名揚中外的傑出人才，有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天文學家蘇頌、法醫學家宋慈、史學家鄭樵和袁樞、書法家蔡襄、著名詩人楊億、慢詞大師柳永、詩論家嚴羽、文學家劉克莊，等等。時人周必複頗為自負地宣稱：“今世之言衣冠文物之盛，必稱七閩”(《南宋群賢小集》第13冊《端隱吟稿序》)
宋代福建文化在繁榮昌盛之時，逐漸形成地方特色。在民俗方面，一方面由於古代福建交通閉塞，各個區域之間交往不多，處於相對隔絕狀態，因而為古文化的保存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許多中原古文化已在其發源地逐漸式微甚至湮沒，而在福建卻被較完整地保存下來。在福建舊志書中，有關福建民俗“隆古”、“近古”、“猶有古意”之類的記載隨處可見。以傳統歲時節慶為例，志載：“風化所被，古意猶存。至如歲時節序之相沿，大抵今昔不殊。”(清•康熙《羅源縣誌》卷3《俗尚》)另一方面，由於福建海岸線曲折，有許多天然良港，因此海上貿易發達。宋元時期，泉州港一度成為世界最大的貿易港之一，從而帶動福建沿海地區經濟迅猛發展。百姓商品意識較強，富有冒險性格和開拓精神，對外來文化和民俗採取較寬容的態度。這種情況與內地人民的淳樸、守成和不輕易冒險的民風形成強烈反差。
(四)明清時期：民風漸趨奢侈、頹廢
明代中期以後，由於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和市民階層的形成，民風趨於奢侈。在福州，據記載：“夫婚嫁侈靡，珠玉瑩煌，商財賄也。博戲馳逐，樗蒲百萬，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游閑公子，飾劍履妖服，怒馬揚揚過裡門者，為富貴容也。”(清•乾隆《福州府志》卷24《風俗》)泉州的奢侈之風更甚，恥貧誇富成為時尚，“習俗之趨尚為豪奢。”不但商賈、胥役之輩“美服食，僕妾輿馬，置良田好宅，履絲曳縞，擲雉呼盧，以相誇耀，比比而然。”就是“家無擔石”的貧寒之家，也“非色絲盛服不出。”“雖家非素封，亦恥居人後，”(清•乾隆《泉州府志》卷20《風俗》)形成恥貧心理。在自然經濟占主導地位的閩西、閩北地區，儉樸傳統也不同程度受到衝擊，嘉靖時(1522～1565年)建陽“市井者尚侈好浮。”(清•嘉靖《建陽縣誌》卷3《風俗》)乾隆時光澤“嫁女猶從厚，設宴必欲豐。少年衣裝必尚華麗，城鄉演劇，耗費無窮。”(清•乾隆《光澤縣誌》卷4《輿地志•風俗》)一些鄉村百姓也染上奢侈之習，如尤溪“平民鄙儉崇奢，以服食相矜。”(清•乾隆《尤溪縣誌》卷3《風俗》)同時，隨著土地兼併日益嚴重，加上倭寇侵擾，賦役繁苛，大量自耕農破產，其中一部分人無所事事，民間賭風、爭訟盛行。《南安縣誌》載：“嘉靖被寇以後，一切失業細民，率趨賭博、椎剽、囂訟之計，以幸旦夕。”《同安縣誌》亦稱：“賭風盛行，匪自今日；賭弊最甚，莫如頭家。”(轉引清•乾隆《泉州府志》卷20《風俗》)類似記載，在舊方志中隨處可見，帶有普遍性。
(五)近代至民國時期：新舊民俗並存
從道光二十年(1840年)鴉片戰爭起，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隨著廈門、福州成為五口通商口岸，外國資本湧入福建，逐漸動搖了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有的農民淪為無產者，靠出賣勞動力為生；有的棄農為商，做小本生意，經濟基礎的變化導致傳統民俗的嬗變。中西文化發生碰撞，西方基督教由沿海深入內地，出現許多信奉基督、不祀鬼神的信仰群體，也有兩者兼而有之的半洋半土的信徒，還有教會辦的學校、醫院、育嬰堂等先後在各地出現。與此同時，廈門、泉州、福州等城市煙館林立，吸食鴉片的陋習，嚴重地腐蝕著社會肌體。20世紀初，在新文化運動以及一些西方思潮的衝擊下，城鎮中的傳統民俗發生了許多變化，出現了一些新的民俗。民國時，歐化民俗還波及鄉村，《長汀縣誌》載：“蓋邑人漸染歐化，踵事增華，奇技淫巧之事，聲色貨利之食習，駸駸乎遍及各鄉，尤以城市為最。”(民國《長汀縣誌》卷17《禮俗》)
這一時期，民間服飾、器用、交際、婚俗變化較大。在服飾器用方面，清末男女皆蓄髮垂辮。辛亥革命前後，男子有剪辮之舉，城裡人學西方剪短髮。女子在本世紀三十年代，剪髮者漸漸增多。官員在清代著官服，有錢人家長袍馬褂，出門以坐騎、轎子代步。辛亥革命後，官員著中山裝、長袍，出門或以轎車代步。富豪人家穿西裝革履，使用懷錶、座鐘、留聲機等洋貨，煤油、火柴、肥皂、牙膏等舶來品也進入尋常百姓之家。在禮儀方面，清代平民百姓見到達官貴人要下跪作揖，畢恭畢敬，官場更有各種繁文縟節。辛亥革命後，提倡平等，廢除封建官場儀節，見面行握手、抱拳或舉手禮；在婚姻禮俗方面，少部分人衝破封建舊俗，自由戀愛，婚禮也不似往昔之鋪張；在教育方面，新型學校增多，還建立了女子學校。許多華僑熱心家鄉的辦學、建廠、修橋、鋪路等公益事業；一些民間陋習如停柩不殯、溺嬰、棄嬰、纏足、童養媳、迎神賽會等被明令禁止，雖然其中有的習尚因令行不止而遠未消除，但已大有減少。在廣大農村，傳統歲時節慶、生產習俗、民間崇拜及其他民俗活動仍無多大改變。但總的趨勢是封建性減弱，現代性增強，新舊民俗並存，傳統民俗仍居主導地位。
(六)現代福建：全力發展經濟，樹立新的風尚
而目前，福建將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隨著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事業的不斷發展，福建一些傳統民俗得到恢復，同時形成一些新風尚。在生產方面，自落實農業生產責任制後，農民自覺學習新技術，普遍使用農藥、化肥、農膜、農機具和優良品種，改變過去那種單一的生產結構，實行多種經營，積極發展商品經濟，出現專門從事商品生產的種養專業戶。鄉鎮企業興起，改變了幾千年來農村的經濟結構，深刻地影響著廣大農民的生活；在生活習俗方面，逐漸改變服飾單一的狀況，款式、花樣千姿百態，青年人更加講究穿著打扮，美容店在城鎮隨處可見。飲食追求多樣化，風味小吃得到恢復，軟飲料和西式食品進入尋常百姓家。逐漸富裕起來的城鄉居民講究住房舒適、寬敞，城鎮高樓大廈鱗次櫛比，鄉村也建起水泥樓房。家用電器在城鎮已經普及，在廣大農村也漸漸多起來，極大地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婚姻和生育的觀念發生根本變化，“晚婚晚育”、“少生優生”、“只生一個好”、“男女都一樣”等新觀念已為大多數人所接受，計劃生育成為新風尚
城市基本上廢除土葬，普遍推行火葬，葬俗也日趨簡樸。傳統節日得到恢復，節慶活動的內容愈加豐富多彩，有些節日還舉辦商品展覽會、物資交流會、經貿洽談會，卡拉OK、舞會、電話拜年、喜慶電報、饋贈鮮花等新時尚滲透到傳統節日中；在宗教信仰方面，信仰自由的政策重新得到確認，被破壞或禁廢的寺廟迅速恢復開放，修葺一新，宗教活動逐漸納入正常軌道。與此同時，封建迷信活動也死灰復燃，在個別地方有愈演愈烈之勢。另外，曾被破除的陳規陋習諸如婚喪喜慶大操大辦、講排場、比闊氣、奢侈浪費、變相買賣婚姻等在一些地方有所抬頭。總之，陳規陋習的徹底破除，社會主義新風尚的真正形成，尚待時日。
